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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强国:人文史话丨书香淮安小史
日期:2020年05月07日 14:59  浏览量:[]

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,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。”书香留下的氤氲,在江苏淮安这座千年古城薪火传承、代不乏人。一部两千多年来书香淮安史,就是两千多年来淮安文化发展史;就是一部深刻记录淮安书生读书、著书、藏书、刻书的历史;就是一部集中展现淮安书生读书态度、个人情操、民族气节、社会贡献的历史;就是一部淮安书生报国的历史。

读书态度

1911年,沈阳东关模范高等学堂,年仅13岁的周恩来在回答为什么读书时,铿锵有力地说道: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”周恩来的回答,不仅喊出中国人的梦想,更是千百年来淮安书生的梦想。

西汉文景年间的淮安人枚乘深感国家统一安定对百姓的影响,前后两次劝诫吴王刘濞幸勿“乘累卵之危,走上天之难”。但事与愿违,一场汉初的诸侯叛乱未能阻止。“七国之乱”平定后,枚乘名声大显,成为景帝座上宾。武帝时又以“安车蒲轮”征枚乘,怎奈其病死于途中。在中国文学史上,枚乘作的《七发》上承骚体,下启辞赋,南宋学者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说,“枚乘作《七发》”“盖文章领袖,故为可喜”。然而,如果仅仅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出发,枚乘和《七发》的地位并不能得到完全彰显。我们更应该从思想层面解读这部作品,其主旨应该是劝诫时弊。《七发》原指“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”,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评论其“盖七窍所发,发乎嗜欲,始邪末正,所以戒膏粱之子也”。

在“立心、立命、开太平”精神感召下,淮安书生并不是固守在书房内穷经皓首。科举时代的淮安状元沈坤,在倭寇猖獗的境况下,“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”,亲率官兵与倭寇力战,留下英名。历史吊诡的是,沈坤既有状元之才,却未能留下多少佳句名篇,反倒是以抗倭之功受后世敬仰。不固守书房的书生,还有很多。

民族气节

南宋时期,向来先进的东方文明正经受着由繁盛到衰落的过程,这其中关键因素就是长年累月的战争。偏安临安(今杭州)的朝廷先后与金国发生五次战争,尤其是第五次战争,金宋两败俱伤。端平元年(1234)宋蒙结盟攻金,金亡,宋收复开封、河南、应天三府。待等宋人醒悟时,蒙军已翻脸。1279年,南宋灭亡。细考龚开生活的年代:1222—1304,社会动荡不安之时;龚开出生地:今淮安市洪泽县的龟山,宋的边境。耳濡目染家国山河的丧失和破败,龚开始终保持清醒头脑,位卑未敢忘忧国。当他听到陆秀夫、文天祥先后不屈就义后,原本作为画家的龚开撰写了《宋陆君实传》《宋文丞相传》,给后人留下了认识南宋的悲壮描写。

元统治中原后,招降汉族官员,年过七旬的龚开正气凛然、不为所动,“颀身逸气,如古图画中仙人剑客”。再后来,龚开躲在苏州隐居起来,偶一出来卖画,“人辄以数十金易之去”。其实人们更看重的是他千金不能买的骏骨。今天我们再读宋人路德章《盱眙旅舍》时,多少可从这首诗中读出书生的民族气节和历史责任感——“道旁草崖两三家,见客擂麻旅点茶。渐近中原语言好,哪知淮水是天涯!”

个人情操

淮安自古以来即是一个礼仪之邦,宋代推崇儒学,淮安人更是知书达理,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是也。淮安乡人徐积,字仲车,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(1028),卒于宋徽宗崇宁二年(1103),享年七十有六。徐积孩童时沉默寡言,三岁丧父即“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”,读《孝经》则“流涕不能止”。20岁师从理学前辈胡瑗(字翼之,世称安定先生),“言之在耳,一字不违也”。中年考取进士,因有“重听之疾”,又不忍一日离开母亲一步,“恐异姓不能尽心于母”,故而回乡任楚州教授,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。母去世后,徐积在墓前守孝三年,寒冬雪夜哭泣于母墓之前。

徐积与苏轼有交谊,宋元祐四年(1089)苏轼赴杭州任之时,路过淮安特意见了一次徐积;元祐七年,苏轼再次路过淮安拜访老朋友。苏轼称赞徐积:“古之独行也,于陵仲子不能过”,这就是说徐积的德行如同战国时思想家、廉士陈仲子一样。徐积著有《节孝集》30卷等,宋徽宗政和六年(1116)赐谥“节孝处士”。淮安书生汲取了书中精华,不断丰富提高着自身道德修养。

社会贡献

淮安多水,淮水喜怒无常,以故淮安自古也多水患,这也是“淮安”地名的由来,无论官府还是民间,都祈盼“淮水安定”“淮水安澜”。淮安人郭大昌应召进入驻节清江浦的江南河道总督衙门,做一个普通办事人员,从最基础的工程核算、物料收支学起。因自幼敏而好学,底子好,在河道总督衙门三年的时间,郭大昌“尤明于水性衰旺,能以意知其溜势所直”,进而以“老坝工”身份晋升为“参吏”。郭大昌“讷于言而拙于文”,但精通河工技术,包世臣所著《中衢一勺·郭君传》中说:“河自生民以来,为患中国。神禹之后数千年而有潘氏;潘氏之后百年而得陈君;陈君后百年而郭君。贤才之生,如是其难。”淮安书生有强烈的进取心,考量淮安书生的社会贡献,不能仅仅以其功名判断,像郭大昌这样掌握具体技术的人才,也是淮安书生的楷模,毕竟读书要致用的。

读书致用,还在医学方面有所体现。吴鞠通出身书香之家,自幼习儒,19岁时因父病故,而“慨然弃举子业,专事方术”,立下“不为良相,愿为名医”之宏愿。1783年秋,吴鞠通离淮赴京深造,学问功底大大提升。乾隆五十八年(1793),京中温病流行,吴鞠通运用所学治愈数十人,名震当时。经过长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,吴鞠通终于写成专治温病的医学巨著——《温病条辨》,从而建立了治疗温病的完整的理论系统——温病学说。在《温病条辨》中,吴鞠通秉承科学精神,一方面“精心以师百氏”(继承),另一方面“抗志以希古人”(实践创新)。该书甫一发行,即为医家所推崇,被誉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。

除了水利、医学等领域外,淮安还有许许多多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。如山阳籍数学家骆腾凤“研精覃思,寒暑麋间”,有《开方释例》(四卷本)和《游文录》(二卷本)传世,其小传载入《清史稿》,表现出世人对其科学成就的认可。

考察淮安读书风气的形成,应该看到这与各地商人(尤其是徽商)往来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。徽州商人素来“贾儒结合”“亦儒亦贾”,为了提高文化修养,进而取得文化心理上的认同,商人多愿意斥资兴建亭台楼阁、园林名胜,借此场域文人雅士揽胜访古、文酒聚谈。如河下,“为淮北商人所萃,高堂曲榭,第宅连云”。河下有曲江楼,曾“大会海内名宿于此,萧山毛大可(奇龄)预其胜,赋《明月河》篇,一夕传抄殆遍”。曲江十子所著之《曲江楼稿》风行海内,一时之间“四方学者争购其文”。以曲江楼为中心,更是聚集起著名的文学社团——望社,成为瞩目清初诗坛的奇葩。

读书风气一旦形成,多少也能熏染一地的人文风尚。明清时代的淮安虽富甲一方,然风俗尚勤俭,这多少也与诗书熏陶有关。光绪《淮安府志》载:“利之所在,百族聚焉,第宅服食,嬉游歌舞,视徐海特为侈靡。惟(淮安)士人尚能遵俭朴、持节概,耻与豪盛相往还,长老犹能识其语。善乎哉!浸渍于诗书之效也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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